老北京人为何把京剧叫做国税？

老北京人为何把京剧叫做国税？

前门楼子九丈九，四门三桥五牌楼。老北京城的胡同里，总飘荡着若有若无的皮黄声。老辈人端起搪瓷缸子抿一口高末儿，嘴里常念叨：走，上广和楼缴'国税'去。这国税可不是朝廷的赋税，而是老北京人对京剧的别称。一板三眼的西皮二黄，如何成了市井百姓口中的国税？这得从二百年前的一桩奇闻说起。

一、徽班进京引发的税改风波

嘉庆二十五年春，扬州盐商江春带着三庆班进京祝寿。这支徽班初到京城，便在打磨厂搭台唱戏。领班高朗亭一曲《贵妃醉酒》，把徽调皮黄与京腔京韵揉得水乳交融。谁曾想，这出戏竟在户部衙门掀起轩然大波。

当时的户部侍郎汪廷珍听闻徽班大受欢迎，连夜给嘉庆帝上奏折：徽班所演剧目，每出必含忠孝节义，实乃教化百姓之良方。臣请准其每场抽税三成，充作官学经费。这提议在朝堂上炸开了锅。御史张鹏展拍案而起：梨园演剧乃市井娱乐，岂能以税赋强加？两派人马在金銮殿上争得面红耳赤。

这场争论持续了整整三月。最终嘉庆帝朱批：徽班既称'忠孝班'，当免其戏捐，以示嘉奖。圣旨传到前门戏园子那天，戏迷们把铜钱雨点般扔向戏台，高喊：这才是咱们的国税！从此，看戏如纳税的说法在四九城传开。

二、从草台班子到国剧的蜕变

道光年间，京城戏园子出现奇景：汉调艺人余三胜在广德楼唱《定军山》，突然改湖广音为京白；程长庚在大栅栏排《文昭关》，将昆曲身段融入皮黄。这种诸腔竞奏的盛况，恰似八旗子弟腰间的荷包——满汉全席都往里装。

同治皇帝是个十足的戏迷。有次养心殿议政，他突然问恭亲王：六爷可知老生为何要戴'黑三'？王爷支吾半天答不上。皇帝大笑：须分三绺，象征天地人三才！这段轶事传到民间，票友们都说：连皇上都在缴'国税'，咱们更得紧跟。

庚子事变后，谭鑫培在茶园戏楼重开锣鼓。他的唱腔如云遮月，把《秦琼卖马》里的英雄末路演得入木三分。八国联军士兵举着洋枪闯进来，竟被这穿云裂石的唱腔镇住，默默退了出去。事后《申报》记载：谭叫天一曲退洋兵，真乃梨园版弦高犒师。

三、戏台上下皆是人生

老北京戏园子有个规矩：池座里的茶客可以随时叫好，但得往台上扔青果（铜钱）。这些铜钱串成青果份儿，班主按行当分配。有次杨小楼演《长坂坡》，一个旗人贝勒看得兴起，竟把翡翠扳指扔上台。杨老板次日原物奉还：听戏是纳'国税'，捧角儿要讲规矩。

戏班后台的衣箱最忌坐人。传说唐明皇曾化身老郎神坐镇梨园，故衣箱乃神灵之位。程砚秋有次赶场，情急之下坐了衣箱。当晚嗓子突然失声，急得焚香祷告，次日嗓音竟比往日更清亮。从此梨园行传开：程老板这是得了老郎神的真传。

长安大戏院刚开张时，梅兰芳首演《贵妃醉酒》。唱到海岛冰轮初转腾时，二楼包厢突然传来婴儿啼哭。梅先生不慌不忙，把水袖轻轻一抖，竟即兴加了句这玉真宫外小儿嘤。满堂喝彩声中，班主感叹：这才是把'国税'缴到骨子里了。

如今走进湖广会馆，还能听见苍劲的胡琴声。老票友眯着眼打拍子，仿佛二百年前的税改风波从未远去。那些掷地有声的铜钱，早已化作滋养传统文化的养料。当年轻观众举起手机拍摄《龙凤呈祥》时，是否知道他们正在续写国税的新篇章？